Archive for the ‘運動政治’ Category

為了巴西,支持阿根廷!

七月 13, 2014

作為巴西球迷的我,本應要在決賽支持德國以免巴西死敵阿根廷在馬拉簡拿球場贏得冠軍。但這幾星期一路看著主流輿論怎樣評價巴西隊,令我不得不決定考慮支持阿根廷了!

在四強前,巴西跌跌撞撞下一路晉級,但還是備受批判。巴西踢法不「巴西」的說法,在報章和網絡上隨處可見。而這個作為形容詞的「巴西」,大概所指的是進攻至上、靠水銀瀉地的組織和個人技術令球迷如癡如醉的踢法。到二零一四年,掌握話語權的人,大概未看過一九七零那支巴西隊,又或者對比利時代印象模糊。於是一九八二年的巴西隊就取代了一九七零年的巴西成為指標。三十二年前,有薛高、科高、蘇古迪斯、施里蘇等人的中場線掌握大局,配合精采。但到二零一四年,不但叫巴西的中場作美妙配合已是奢求。事實上,只要對方認真壓迫,巴西在中場位置很多時連控球權也會輕易丟失。

不用傳球的Volante

和今年一樣,八二年的巴西也是失敗收場的。到八六年,雖然前線有加拉加取代了像今年費特一樣平庸的沙真奴任中鋒,但巴西的中場線已在退化當中。薛高和蘇古迪斯各射失一隻十二碼後,巴西在八強被法國淘汰,連續四屆未能奪標。正是由於這兩次失敗,巴西國家隊的風格後來有重大轉變。九四年,在體能教練出身的彭利拿領軍下,創造力最強的萊爾在淘汰賽階段被貶為後備。同時,在施華和鄧加兩位防守中場保護防線的情況下,巴西終四奪世界盃。

因為九四年的成功,那一屆國家隊的踢法也成為了巴西國內足球的主要風格。要取得好成績,關鍵不是中場的創造力有多少。中場最重要的任務是做好防務。於是被巴西人稱為「volante」的防守中場這個位置愈受重視。而對不少巴西教練來說,volante的防守能力遠比傳球和組織能力重要。再加上巴西的進攻愈來愈依靠翼衛的助攻,更加需要volante在中後場填補翼衛助攻時留下的空間。因此,過去十多年,根本就難以在巴西找到有良好傳球能力的防守中場。到零二年巴西五奪世界盃時,既然中場的傳球和組織能力已完全沒有世界級水平,教練史路拉利放棄了控球在腳為主的踢法。這二十多年來的演法解釋了為甚麼巴西球迷那麼尊敬意大利的派路。因為一位會在volante位置出現,但有一流傳送能力的球員,在巴西已是近乎絕種。

重新理解巴西足球

簡而言之,其實巴西早已拋棄了所謂「巴西」的踢法差不多四分一個世紀。今天仍然以八二年的巴西作為判斷巴西隊的準則,根本就是過時和不合理。只有無視巴西自身足球演化,才會對今天的巴西有不設實際的想像。另一方面,那種所謂很「巴西」的「漂亮足球」(jogo bonito/beautiful game)的踢法,也很可能只是一個神話。傳統上,巴西國內視里約熱內盧和聖保羅為技術流的基地,但南部近烏拉圭一帶則以體力化足球為標記。而南部球隊國際隊就是七十年代巴西開始有恆常全國賽初期最成功的球隊。假如你細心看一九七零年的巴西隊,你會見到他們沒有控球權時,是會差不多全軍退守後場以類近四五一的姿態防守。人們認為巴西有踢出「漂亮足球」的責任,其實也是建基於對巴西的片面理解。

巴西人為足球而生?

據說,主辦世界盃等大型運動會的其中一個目的,就是要世人重新認識主辦國。但這次巴西的世界盃似乎難以做到這效果。首先,賽前有關工程進度緩慢的負面新聞已進一步強化了拉美世界沒效率的印象。此外,當巴西在四強落後零比五時,已見到網絡上有不少人再問巴西出現暴動沒呢?亦有人再質疑德國隊能否安全離開球場。到下半場,網絡世界己有所謂「暴動」的照片流傳,而且相信圖片真實性的人不是少數。當然,某些言論是開玩笑性質,但這些想法是否也是反映在不少人心目中,巴西人容易因足球失去理智?又或者大家覺得巴西人真的浪漫到為足球而生,所以承受不了大敗而要靠騷亂宣洩?

其實去年洲際國家盃時的大規模示威,已是巴西人用行動告訴世人,足球在巴西是重要的,但其重要性還是不如醫療、教育等民生事業。再加上在準決賽是在場上被德國徹底地技術性擊倒,除了心服口服之外還能有甚麼怒火可言?既然沒有怒火,又哪會那麼容易燃起大型騷亂?

主流論述沒有巴西自身的故事

無論是判斷巴西隊的基準,還是討論巴西人慘敗的反應,其實都反映出在這個全球化時代,理論上我們對世界各地的資訊可以唾手可得,但實際上卻是另一回事。對西歐足球,我們可能知道得愈來愈多,見解更見精闢。但對巴西足球的想像,不少人仍然在使用八十年代的標籤。而對巴西這個拉美國家的想像,似乎還是要與「浪漫」和「非理性」這些不夠「現代」和「先進」的形象扯上關係。就算巴西依然是奪得世界盃最多的國家,就算巴西是金磚四國之一,這個國家和它的足球始終還是被凝視和被書寫的對象而已。巴西足球自身的故事,巴西人民自身的追求仍然被排除在主流論述以外。

因此,每四年一次國際主流輿論都會指責巴西不夠「巴西」,而這番指責只會為巴西隊帶來額外的壓力。上屆的主教練鄧加更質疑這樣的指責是西方媒體不希望巴西奪標的陰謀。我對足球風格沒有太多的執著,只希望巴西隊能自主地尋找適合的踢法,不用面對外界要求巴西踢「漂亮足球」的壓力。因此,我這個巴西球迷希望阿根廷陣中效力本土聯賽的加高或者麥斯‧洛迪古斯能成為今屆決賽的英雄。因為或許只有這樣,才有可能讓更多人擺脫現代西方的世界觀和以西歐足球為中心的視野,令巴西國家隊能擺脫西方輿論的壓力,無後顧之憂走自己的路!

[刊於二零一四年七月十三日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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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媒體追打卡塔爾 變相為白禮達助選

六月 12, 2014

  

英國報章Sunday Times連續兩星期爆料,在世界盃開幕和國際足協舉行大會前夕再將卡塔爾靠疑似賄選換得二零二二年世界盃主辦權的爭議推上球迷以至是公眾的視線。正籌備競逐連任的國際足協會長白禮達雖然沒有被指控,但也在非洲足協大會對與會代表發言期間指那些英國傳媒是有種族偏見的。而非洲足協亦通過議案譴責英國媒體藉卡塔議案抹黑非洲。

 

英國傳媒最新對卡塔爾贏得主辦權的質疑都跟前亞洲足協會長哈曼有關。哈曼是卡塔爾人,但在卡塔爾申辦世界盃委員會中卻沒有官銜。最令非洲足球官員氣憤的是Sunday Times指哈曼給予包括非洲足協主席Issa Hayatou在內的數名非洲足球官員金錢和禮物,並質疑哈曼是藉這些禮數換取非洲籍國際足協執委在投票決定主辦權誰屬時投卡塔爾一票。

 

除了非洲足球官員被質疑受賄外,Sunday Times也質疑哈曼促成泰國籍國際足協執委Worawi Makudi 的助手與卡塔爾王室會面商討卡塔爾與泰國的天然氣交易安排是與選票的去向有關。而一直公開宣稱在投票時賜票予卡塔爾的歐洲足協主席柏天尼也再受到質疑。Daily Telegraph 指他在投票前不久曾與哈曼秘密會面。柏天尼承認雙方有會面但堅持兩人只談到國際足協主席一職競選事宜。不過,值得留意的是一向有傳言柏天尼是受到當時的法國總統薩爾科齊壓力下而支持卡塔爾

 

既然被質疑收受不當利益的不只是非洲人,為何白禮達和非洲足協有此反應?對白禮達來說,這顯然是鞏固非洲各會員國對他支持的招數。七十年代,巴西人夏維蘭治就是利用第三世界國對的西方世界的不滿而成功擊退英國人羅斯奪取國際足協會長一職。白禮達作為夏維蘭治徒弟,又怎會不懂這策略?事實上,即使白禮達本身是歐洲瑞士人,他的地盤其實一向不在歐洲。

 

非洲雖然只有少數國家和卡塔爾一樣是伊斯蘭世界成員,但情感上難免較認同同屬非西方陣營的卡塔爾。而就算撇除卡塔爾的勞工問題,今次單是針對爭辦過程對卡塔爾的負面報道已是歷屆最多。可是,當年西方世界的德國爆冷擊敗南非贏得零六年世界盃主辦權的過程也絕不乾淨(部分手段更與卡塔爾的策略相當近似),卻沒有見西方媒體像對卡塔爾那樣窮追猛打。而今次一八/二二兩屆世界盃主辦權合併爭辦,算是西方陣營的爭辦國的做法又是否沒有需要被檢視的地方呢?四年前碧咸到千里達和多巴高主持足球課程為英格蘭拉票,顯然就是要討好當時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區足球強人Jack Warner。英足總的申辦委員會和碧咸足球學校承諾,如成功申辦一八年世界盃,就會在世界各地搞足球課程。這些做法是否也有利益交換的元素?澳洲方面更在爭辦時分別捐助大洋洲足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區足協四百萬和五十萬澳洲元。但我們從沒有見到西方主流媒體批判英格蘭或者澳洲的策略。

 

當然,西方媒體選擇質疑贏家而不質疑輸家是可以理解的。但似乎足球權貴圈中人都知道整個申辦遊戲從來都是不乾淨的遊戲,西方(尤其是英國)媒體特別針對第三世界的卡塔爾,對非洲足球權貴來說就是顯露出「輸不起」的心態。雖然「西方對第三世界」的框架不能全面解釋世界足球權貴之間的鬥爭(Issa Hayatou曾與歐洲人一起挑戰白禮達,如今又成為白禮達戰友;哈曼則曾是白禮達戰友,後來卻挑戰白禮達的國際足協會長寶座),但即使現在歐洲足壇明擺著不願為白禮達黃袍加身,後者已成功利用英國媒體的質疑鞏固非洲對他的支持。照此形勢,白禮達下年連任大概是順理成章之事。

 

誰的《KANO》?

四月 19, 2014

《KANO》這齣電影可以被理解為一支球隊由不介意落敗,到盡力爭勝,最後打出來的精神面貌甚至超越了勝負令旁觀者動容的故事。即使我無法認同最後應讓流著血的吳明捷繼續投球,但如果視它為一個運動或者勵志故事,這無疑是一齣頗好看的電影。不過,作為一齣以日治時期史實為題材的台灣電影,電影刻意淡化殖民主與被殖民者之間的矛盾這一取態卻令人不是味兒。

 

在殖民地中,競技運動往往成為被殖民者挑戰殖民主權威和地位的途徑。根據謝仕淵的《國球誕生前記:日治時期臺灣棒球史》,嘉農農林(嘉農)棒球隊和嘉義中學(嘉中)棒球隊這對對手,它們之間的競爭不獨是校際間的競爭和未來的農夫被嘉中的人看不起那麼簡單。嘉農和嘉中雖然都有台日學生,但與嘉農棒球隊不同,嘉中的棒球員都是日本人。因此,兩隊交鋒也難免添上了族群競爭的元素。但這個面向是電影中完全抹去的。

 

嘉南大圳在一九三零年完工,同年亦爆發了原住民抗日的霧社事件。霧社事件在片中沒有被提及,而嘉南大圳完工這事跡則被故意推晚一年,讓它與嘉農在一九三一年贏得出席甲子園資格後凱旋回嘉義時同時發生。如果這安排是為了書寫本土的嘉義史,那還是可以接受的。但片中的球員在巡遊期間在與自己的親友相遇前就走到河道向嘉南大圳的設計者八田與一打氣則似乎是過了火位。就算八田與一設計的工程有多利民(陳水扁和馬英九任總統期間都肯定過他的貢獻),將打進甲子園與嘉南大圳並列,順道將八田與一描述成嘉農成功的啟蒙者之一,這橋段的效果就是在進一步加強了日人對嘉農勝利的功勞。

 

日本殖民統治期間,漢人和原住民都是被殖民者。但在三小時的電影中,族群間幾乎是沒有任何衝突。質疑台灣人能否打棒球的日本人只出現過兩名,而近藤教練的回應就是「高砂族跑得快、漢人打擊強、日本人防守好。」三民族各擅勝場,但細心一看,這說法其實還是複製著殖民時代現代性框架下的民族標籤。

 

現代性的特點就是相信人類可以征服自然。最進步的民族就是能征服/遠離自然的民族,而所謂日本人擅長的防守就是棒球運動中技巧最細膩的元素。而速度較大程度上是天賦的,故被視為開化程度最低的原住民的長處是跑得快在殖民時代中就顯得「理所當然」。再加上那位要擲聖杯才讓孫子玩棒球、不知道甚麼是Home Run的蘇正生祖母,還有那位聽廣播時心浮氣躁的台灣人,日台兩族文明差距的距離還是表露無遺。換言之,三民族球隊無疑是征服了日本觀眾,但各民族間在殖民統治下的角色和地位卻未因此而動搖。

 

最後要提的是第一位出場的錠者博美。作為在甲子園敗給嘉農的北海道投手,他在日本結束統治台灣前一年以日軍身分抵台,路過嘉義特意走到嘉農的訓練場地緬懷一番。假如不設這個角色,似乎也不會影響故事的完整性。但電影由他的角度開始,就已是叫觀眾代入一位日本人的視野去理解整個故事。至於是否刻意選取一位來自十九世紀中才正式納入日本版圖的北海道的人物來到台灣以顯示日本帝國南北兩端的結連,大概只有創作者才知道了。

 

尤記得幾年前看《葉問二》時,那過了火位的反殖情緒和民族意識讓我完全吃不消。但《KANO》則是另一個極端,淡化以至是美化殖民統治的程度也是太過分了。創作者是否戀殖我不知道,但這似乎必定有助《KANO》在日本市場的成績。

韋根走向足總盃冠軍之路:右翼資本家帶領工人階級小鎮的勝利

五月 12, 2013

一九七八年始躋身丁組聯賽的韋根體育足球會(Wigan Athletic Football Club)擊敗曼城首奪英格蘭足總盃冠軍,是一九八八年溫布頓決賽勇挫利物浦以來足總盃決賽最大的神話。

大概大部分香港的英超狂熱分子也未必知道韋根的地理位置。不過,或許一些左翼知識分子會對這個小鎮有點認識。因為著名英國左翼作家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在一九三七年出版了一本書叫《到韋根碼頭之路》(The Road to Wigan Pier)。該書的上半部記載了當年英格蘭北部工人階級狀況。韋根這個在英格蘭西北部,處於曼徹斯特和利物浦之間的小鎮,被引用作為書名,當然也是工人階級的根據地。政治上,工黨在地方政府長期執政,國會議員則由一九一八年至今都是工黨議員。

和鄰近的小鎮如保頓、布力般和普雷斯頓不同,韋根足球從不引人注意。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該鎮的主流運動是比足球更具工人階級色彩的十三人制欖球(Rugby League)。韋根戰士(Wigan Warriors)是這項運動的傳統勁旅,是史上贏取北半球最高榮譽挑戰盃(Challenge Cup)次數最多的球隊。在韋根體育會升上英超前,欖球的上座率一直遠比足球高。

諷刺的是,當韋根這個工人階級小鎮在足總盃決賽擊敗財大氣粗,因有阿聯酋資金才能大肆擴軍的曼城時,韋根的冒起本身也是另一個資本家的故事。今次決賽帶領球隊進場的班主韋倫(Dave Whelan)原是職業球員。他在一九六零足總盃決賽為布力般流浪上陣時斷腳,最後球隊以零比三不敵狼隊。他高掛球靴後專注經商,曾為他名下的JJB曾經成為不列顛最大的運動用品連鎖店。致富後,韋倫回饋自己的成長地韋根。他買下了韋根戰士和韋根體育足球會,又興建新球場(曾稱JJB球場,現以韋倫自己名字的簡寫DW為名)讓兩支球隊一起使用。

他在一九九五年買下足球隊時,球隊還在第四級別的丙組。十年後他履行了當年的承諾,將球隊帶上超級聯賽。沒有韋倫的資金,韋根這樣的小球隊又怎能在英超待了起碼八季?

回饋社區,對領隊高度信任,Whelan似乎是當代少有的所謂「良心」資本家。然而,在政治上他卻是高調的保守黨支持者。他在零七年曾經公開宣稱準備捐一百萬英鎊予該黨。早前戴卓爾夫人去世,韋倫亦力主在韋根足總盃四強對米禾爾前為推動新自由主義和打壓工會不遺餘力的前首相默哀一分鐘

英超誕生與戴卓爾夫人推動的反平等思潮不無關係。拒絕與中小型球隊均富,強調個別球會的私利是英超誕生的原動力。因此,球會之間的貧富懸殊在英超時代愈見嚴重。像七、八十年代打比、森林和葉士域治那樣的中型球會突然冒起挑戰皇座甚至是奪取聯賽冠軍已不再可能。即使是偶然性較高的足總盃決賽,今次也是八八年後第一次出現爆大冷的賽果。

非富豪球會要向上流動,唯一的可能性就是要成為富豪的球會。富豪當然不是成功保證。沒有馬天尼斯的精心部署、麥馬拿文絕妙突破、馬隆尼落點準繩的角球和屈臣的頭球,韋根不會贏。但沒有韋倫,馬天尼斯大概根本不會踏足韋根小鎮,馬隆尼、麥卡菲、艾斯賓諾沙等國腳級球員根本不會加盟。韋根首奪足總盃,當然令工人階級小鎮的足球迷興奮。但在新自由主義時代,韋根的成功不能不靠球迷的階級敵人,實在諷刺。

公帑資助曼聯訪港 「盛事」之名所為何事?

二月 23, 2013

傑志獲政府盛事基金撥款最多八百萬元搞曼聯訪港,但因為門票公售數量得約一萬八千張,而且公售位置欠佳而被政治人物和主流媒體批判。傑志老闆伍健成為箭靶。可憐的伍健甚至也受到傑志系統內部的指責。有傑志足球學校的客戶(即學員家長)在網上發炮抱怨支持傑志多年卻一票難求。

筆者常批判包括伍健在內的足總當權者,今次卻有點同情伍健。事實上,既然有旅遊事務署的盛事基金預留了八百萬支持,傑志留四千張門票予旅行社,這安排難以質疑。再者,今次最大的扣票商卻不是常被斥為小圈子遊戲的足球圈(傑志加足總的得票三千六百四十二)。要追究扣票的元兇,大家應找曼聯晦氣!因為曼聯拿了八千張門票,而曼聯的球衣贊助商怡安(AON;它也是是次賽事的贊助商)也拿了四千張。換言之,單是曼聯和怡安就取走了萬二張門券。(門票分配詳情)據說傑志也不想被曼聯主導票務,但這其實反映了曼聯那招牌的議價能力奇高,令到傑志即使能搞曼聯訪港,卻討好不了公眾又令內部出現不滿聲音。

事實上,整個賽事的最大贏家必然是曼聯。伍健曾告訴媒體曼聯的戲金是八位數字。花巨款請曼聯來,卻又被客軍主導了票務安排,相信伍健在談合約的過程中也不好受。

正是因為曼聯是最大贏家,我們更有理由反對公帑資助這次賽事。有關曼聯來港是否真的符合盛事基金的原意,吾友CW TSANG己曾論及。今次小弟在意的是,每次花公帑的時候,我們總應要搞清楚錢會流向甚麼地方吧。既然賽事的大贏家是曼聯,我們就要問曼聯是甚麼了。曼聯當然不是一支英格蘭超級聯賽球會那麼簡單。它是由美國人控制,在美國上市的牟利公司。換言之,所謂的「盛事」,無疑是可以製造一些臨時/短期職位,但它終究是讓美國資本家圖利的項目。

可惜,「盛事」背後的利益關係不是純粹以促進旅遊為工作目標的旅遊事務署所關注的。他們所著眼的,只是「盛事」的叫座力和旅遊效益。在去年春天政府就盛事基金提交予立法會財委會的文件中有以下的說法:「在2011年年底,我們曾檢討基金的未來路向。我們注意到,亞洲的主要城市均傾力定期舉辦對遊客富吸引力的盛事。例如在上海、新加坡和首爾舉辦的一級方程式賽車;在上海舉行的國際職業網球協會巡迴賽;在新加坡、上海及深圳舉辦並雲集頂尖球手的高爾夫球賽……據悉主辦城市的當地政府會在資金和後勤支援方面大力支持。」

文件以一級方程式為例來論證政府支持盛事的必要性,身為一級方程式愛好者的我理應有點共鳴。但我同時是一個公民,故更關注以一級方程式為例的危險性。一級方程式銷售分站主辦權的方式可謂惡名昭著。主辦地方多數要先交一筆錢予私人擁有的Formula One Group。最近有澳洲媒體揭露,每年維多利亞洲政府就要先交逾三千萬美元的費用以換取墨爾本站繼續舉行。這就是典型資本家恃著有某受歡迎招牌的產權,因此在談判桌上有比政府更大議價能力的例子。因此,即使我曾羡慕過上海和星加坡能辦一級方程式分站,但如果要直接將公帑送交私人投資者作為代價,即使有機會目睹法拉利、麥拿倫在香港街道馳騁,也是不能接受的。

正如剛才提的政府文件引文所言,爭相搞「盛事」已是鄰近地區的趨勢。但這是否代表香港也應該效法呢?首先,「盛事」是否能帶來實質的經濟收益,其實從來沒有定案。再者,像收費球賽這樣的「盛事」往往是只有中上階層才能付錢參與的。以公帑去輔助這樣的「盛事」,就算全部門票公售,其實很可能也只是一小撮有閒階級的娛樂。花錢專為他們提供娛樂又是否政府的責任?

其實政府資助「盛事」促進旅遊業,創造一下些零散工職位,我並不大力反對。但在決定投入公帑前,必先對該「盛事」背後的利益關係有更多的了解和討論。我想最低的底線應該是:如果「盛事」本身就是外國資本家牟利的工具,那就肯定不應該是政府要支持的項目了。八百萬元對政府來說當然是極少的數目。但當有人因為藥物名冊而要傾家蕩產買貴藥時,政府卻在協助美國資本家賺我們的錢,同時因為美資議價能力甚高而令到本地的主辦當局裏外不是人,那麼這筆錢實在是花得不值。

簡論體育政策「三化」間的關係

一月 20, 2013

梁振英在競選政綱的體育一欄中最重要的建議是要『設立「體育運動專員」……檢討並完善現行體育管理架構』。但不知是否因為之前的體育城爭議激怒了體育界的當權派,施政報告沒提專員,更沒提管理架構。最後以重申「體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是政府發展體育的策略」主旨了事。

自董建華政府訂下了「普及化、精英化和盛事化」這「三化」策略後,社會上從來不見有甚麼反對聲音。普及化可提升港人身體素質,精英化成功的話運動員可以為港爭光、盛事化又可分別為觀眾和主辦單為帶來精彩比賽和賺錢機會,一切似乎理所當然。我(起碼在這篇文章中)也無意挑戰這三個方向,只想就三者之間的關係提出一些問題。

三年多前香港主辦東亞運動會、之後又醞釀爭辦二零一三年亞運會時,官方都提出過一個說法:辦這樣的大賽可促進做運動的風氣。換句話說,盛事化有助於普及化。同時,官方也會強調主場之利可以提升本地選手的演出,即是盛事化有助於精英化。

但盛事化是否對另外兩化必然有幫助呢?先說精英化。一、兩次因主場之利而有較佳演出顯然不代表實力有所提高。因此盛事化未必對精英化有幫助。至於盛事化有助於普及化這方面。澳洲與英國等地的學者的研究早已說明,兩者之間沒有必然關係。沒有完善的規劃,不加強基層運動的設施和推廣/教練人才,盛事化對普及體育基本上是徒勞無功。

在這個時候提出這個議題,其實是因為上星期足總宣布英超挑戰盃(即巴克萊亞洲錦標賽將在今年夏天假大球場舉行。足總諸公歡天喜地,足總董局兼傑志首腦伍健更聲言「(英超)球隊及賽會如此重視香港的市場,是本地足球的光榮」,足證盛事化的吸引力。但足總的主要任務其實是在於普及化與精英化。而以足球生態來說,盛事化不但對普及化與精英化沒有幫助,甚至可能有反效果。香港的足球訊息早以氾濫,用不著靠甚麼英超球隊訪港熱潮來推動多些人踢足球。英超球隊來港,眾所週知是搞市場推廣。這項「盛事」想要製造的是參加者還是消費者,答案顯而易見。

足總剛拿了政府的「鳳凰計劃」撥款,其中一個主要目的就是要搞好香港的職業足球和香港代表隊。但足總卻同時在協助英超鞏固它在香港的市場。眾所週知,香港聯賽的衰落,與球迷棄本地足球取外國足球有莫大關係。我當然不是說足總不配合英超,球迷就會重返球場。但邏輯上足總確是在做一件對促進本地聯賽無用,甚至是有害的事情。這盛事(連同政府盛事基金支持的傑志對曼聯)似乎根本是與精英化的努力背道而馳。

對政府和非牟利的體育總會如足總而言,普及化應先於精英化;精英化又應先於盛事化。「三化」之間關係微妙。如果不去深思箇中關係,為了較易得到公眾注視的盛事化,而不知不覺犧牲了普及化和精英化的目標(當然我不是說盛事化必然無助於普及化和精英化),那就是得不償失了。

鳳凰計劃一團糟 立會民政會應開會檢討

十月 27, 2012

簡單來說,所謂「鳳凰計劃」就是以政府在三年內每年給予足總額外二千萬港元撥款以振興足運。但這額外撥款是有前提的,就是足總要執行當初改革顧問的建議。由足總在二零一一年四月依據改革顧問的建議修改章起計,鳳凰計劃已展開了近年半,但球迷不但未看到足運耳目一新,相反因為鳳凰計劃而以公帑聘用的麥國棟(Gordon McKie)和摩力克(Ernest Merrick)都在任期未滿就掛冠而去。據說單是用在麥國棟的公帑已達二百萬。鳳凰計劃進行了近年卻未有帶來新氣象,似乎當局不得不就這計劃來一次大型的中期檢討了。

鳳凰計劃總共包括三十三項建議。任命行政總裁和聘請新的香港足球隊主教練都是包含在建議之內的。去年年底麥國棟和摩力克先後走馬上任,分別成為香港足總史上首任行政總裁和鳳凰計劃實行後首任港隊全職主教練。結果麥國棟只做了半年;摩力克的命運好一點,但也是過不了一年這關。

麥國棟和足總董事不和

兩人離職的過程都有類似。就是在離職前不久,他倆與部分足總董事的分歧浮上了枱面。麥國棟在今年五月離任。在三月,足總主席梁孔德將香港球會可能參加中國足協盃和有日資打算入資香港甲組隊的消息公諸於世,旋即惹來當時身在海外的麥國棟透過公關公司發聲明指責有人洩密。另外,足總董事羅傑承亦曾在的網誌多次質疑麥國棟。羅傑承在其中一篇網誌指:「足總在作出一些重要決定,包括與重要賽事有關,以及批出重要合約之前,必須與董事會的各個工作小組(Committees),有所溝通。」身為南華足主的羅傑承有這樣的批判,是因為麥國棟到任後認為市場及傳訊委員會無需再負責為足總賽事找贊助,但足總卻找不到足總盃的贊助商,而且在賽事抽籤前沒有告知董事。細看改革顧問的第九項建議,就可見到這事反映了實踐建議的難度。第九項建議是有關日常運作的。改革顧問建議董事局應該將日常決策交予由行政總裁領導的秘書處。但羅傑承和麥國棟顯然對秘書處的權力有多大有不同意見。照原來的設計,行政總裁就是會奪去董事局原有的部分權力。但究竟董事局願意放多少權?行政總裁領導的秘書處有沒有得到足夠的支授去承繼那些權力?

對麥國棟而言,甲組會在董事局的力量董是他施政的最大阻力。他離任後回到祖家蘇格蘭就對當地媒體抱怨他所制訂的計劃根本無從推行:「甲組會主導董事局,所以就跟那些營運球會的人發生糾紛。香港隊沒有球賽可踢,沒有集訓營,沒有教練,這是因為他們不在乎香港隊。我享受在香港的時光,直至我發現我的建議將不能實行,既然他們不想改變,我又怎能改善香港足球?」一直以來,球迷常指斥球會「老細」的私心導致香港足球難以進步。如果麥國棟的分析正確,似乎已改革體制的足總董事局還是和以前一樣:是「老細」角逐利益的平台。

摩力克的抱怨

至於剛在星期五離任的摩力克,先前已因徵召未取得特區護照的球員參加港隊訓練而與羅傑承公開交火。摩力克向媒體抱怨南華不放未有特區護照的謝嘉強和積斯利參加港隊訓練,羅傑承則在網誌反駁。到上星期三香港隊在旺角場負馬來西亞零比三後,另一足總董事,有份參加摩力克面試的伍健又在「面書」批判摩力克的佈陣和安排。摩力克不甘示弱,在回覆《南華早報》記者查詢時就說自己作為主教練當然要為港隊的戰績負責,但在足總有多個職位而且影響力不少的伍健又是否應負責任呢?

今天《明報》報道足總主席梁孔德指摩力克不應要求港隊每星期集訓,因為球會也要訓練。不過,是摩力克在給《南華早報》的電郵時指出約三個月前,他已向董事局提交有關提升代表隊水平的計劃,而董事局是完全支持該計劃的。而董事局內的成員包括梁孔德、本身是傑志總領隊的伍健和羅傑承。但當計劃提交到「Division One Management Committee」(足總架構下是沒有這一組織的,但相信是指每支甲組球會都有代表的甲組會會議)卻遭到反對。這帶出了兩個問題。第一、除非摩力克的計劃根本不包括每星期訓練,否則梁孔德又怎能批判每星期訓練的決定呢?第二、改革顧問的其中一項建議就是要搞好香港隊教練與球會的關係,但摩力克的經歷和下場已證明了這項建議已是不能造不到了。

摩力克還向《南華早報》提到另一件事。他和技術總監歐智勳(Steve O’Connor)都對技術及競技委員會的架構改組全不知情。改革顧問建議中第十一點說明技術總監應是強勢(STRONG)的,但如果他對技術及競技委員會的架構也沒有影響力的話,他有多大空間實在值得質疑。這位才五月才履新,同樣是因為有鳳凰計劃才來到足總的人物的前路如何,球迷根本沒有樂觀的可能。

港職聯難產、鄧竟成辭職

除了麥國棟和摩力克提前離任外,還有兩個爆炸性較弱的新聞是要留意的。第一則是港職聯的進展。根據原訂計劃,港職聯是應在一二至一三年球會舉行的。但我們還是活在「港甲」年代。新任行政總裁(也是原來的改革顧問)薛基輔早前已指出港職聯應會到一四至一五年始能面世。到底是甚麼原因令這個計劃難產至今?是原本的計劃就是過份樂觀還是有新計劃會觸動某些利益呢?

另外,原獨立董事,前警務處處長鄧竟成也已辭職離任。有報章指他離任可能是與他無足夠權力發揮和足球圈內鬥有關。如果有關傳言屬實,再加上長年累月的球會與代表隊的衝突未有緩和跡象,究竟足總的新架構是否真的能令到足總改善其管治,實屬疑問。

我無意指麥國棟和摩力克是全對的。但既然鳳凰計劃過了近半我們仍然看不到足總的管治有甚麼進步,不少顧問報告提的建議還未有實踐的跡象(代表球員的組織至今還似乎是十劃未有一撇)。為了香港足球的發展,為了市民的公帑,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理應召開會議,邀請有關人士出席說明問題所在,為鳳凰計劃做一次認真的大型檢討。否則,鳳凰計劃再繼續下去也只是在浪費公帑和給予球迷一個不合理望的「無謂野」而已。

Keirin是如何進入奧運的?

八月 4, 2012

香港沒有標準的單車場,因此Keirin項目應該從未在香港進行過。這令到李慧詩贏得銅牌更令人驚喜。無論它是否曾在香港進行,這項目在奧運也是新的。男子賽事二千年才有,今年更是首次有女子組賽事。

中文媒體多將KEIRIN譯作「凱林」,但其實也可用「競輪」二字。事關這運動其實源自日本,當地人用漢字時則用「競輪」這二字來代表這運動。「競輪」自上世紀四十年代末起在日本出現,發展至今在日本已是一項規模不少的產業。日本全國有數十個競輪場地,賽事接受投注。年輕人要成為當地的職業競輪選手就要加入競輪學院。據說只得一成申請者獲得取錄,而入讀後學生一天要受訓十五小時。

除了柔道和跆拳道外,奧運項目差不多全是源於歐美。那麼競輪為何會成為當中的異數?這似乎與這項運動是否普及和夠刺激無關。競輪賽本身在八十年代經日本人游說後才成為國際單車聯盟(UCI)舉辦的世界賽項目之一,但到九十年代初卻面臨被踢出世界賽的危機。最後卻在一九九六年獲得接納成為二千年奧運成為正式項目(當年只有男子賽事),令人意外。四年前BBC曾報道指競輪項目之所以能成為奧運項目,很可能是靠日本人買回來的。

BBC得到的文件指當競輪獲接納成為奧運項目後兩個月,日方便為UCI提供了多筆款項,總額為三百萬美元,大概是UCI一年經費的六分一。而在九九年上半年,當時的UCI會長、荷蘭人Hein Verbruggen有五次的公務來回機票費用都是由日方支付。BBC的報道更指有UCI成員確認日本的財政支持與競輪成為奧運項目有關,令它與男子隊際爭先賽和女子五百米計時賽一起在二千年成為奧運項目。

Verbruggen、UCI和日本競輪總會都否認BBC的指控。UCI的聲明確認了UCI和日方有合作協議,但強調該協議只是為了推廣場地單車而非為了推動競輪項目成為奧運項目。不過,UCI並無解釋過為何該會會長的飛機票會由日本方面支付。看來日方所付的金錢即使不是賄款,也或許對UCI決定推動哪個項目晉身奧運有多少影響。

奧運被視為競技運動的殿堂。但究竟哪些運動和項目能進入奧運,從來就沒有客觀標準,一切都是人為主觀操作。而這些決定的影響可以是很深遠的。一個項目的商業價值、它能獲得多少政府撥款很多時都跟這項目是否奧運項目有關。而對那些擅長項目不在奧運之列的選手來說,即使他們如何努力拚出佳績,也未必可以獲得與在奧運奪牌的運動員相近的名聲。

連結:有關的BBC報道

http://news.bbc.co.uk/2/hi/asia-pacific/7525072.stm

UCI聲明

http://velonews.competitor.com/2008/07/news/uci-statement-re-bbc-bribery-story_81018

論運動員的自主權:由李娜到本地某搏擊運動

七月 15, 2011

六月四日晚,湖北人李娜成為首位贏得網球大滿貫賽事單打冠軍的亞洲籍球手。中國球手在西方人主導的商業化競技運動創下佳績,例必引起有關內地體育體 制的討論。自零八奧運後,李娜與彭帥、鄭潔和晏紫共四人脫離舉國體制,雖失去國家龐大團隊支援,卻能多保留獎金予自己,又取得自主訓練、參賽、聘請教練的 權利。這番改革被視為李娜近年成績突飛猛進,在三十歲前終圓大滿貫夢的主因。

彭帥先爭自主權

四名球手單飛的起源,來自於二零零五、六年間先後有彭帥和李娜公然對舉國體制的不滿。當時網球管理中心孫晉芳公開痛斥二人,彭帥更因為抗爭而在網球壇消失了幾個月。有趣的是,李娜在法國公開賽贏得冠軍後,也不計前嫌感謝孫晉芳。

孫晉芳本人除了是內地體育界官僚外,也是八十年代初中國女排的顯赫人物。儘管隊際運動與個人運動不盡相同,但作為退役運動員,對旗下金花的抱怨大概 不會不寄予同情。但當時全國傾力要衝北京奧運成績時,孫晉芳又豈敢冒險讓她們單飛?所以一切還要留到奧運會結束後。當然,這並非代表舉國體制是一無是處。 試想想,如果沒有舉國體制在青少年時期為李娜打下根基,李娜大概根本永遠都沒有足夠資源與那些有一流網球根基的歐美選手拚過。換言之,重點其實不在於者舉 國體制的存廢,而是讓不同的制度同時生存,讓運動員有選擇權在不同的制度受訓。

香港運動員缺自主權

有趣的是,在相對自由的香港,不少項目的運動員是沒有自由的,是不能夠選擇自己教練的。不少體育總會都搞長期集訓的香港集訓隊,而參加大賽的選手都 是在集訓隊中選出。暫且撇開那些集訓隊教練會否偏袒個別選手或者陣營而不談,這制度的荒謬之處就是即使集訓隊的安排並非一定對運動員最好,運動員如要出席 高水平國際賽磨練或者期望自己能在國際賽為港爭光,他們就要犧牲自己的自由。前曾跟進過的女子花劍培訓中心事件就是運動員要保護自己自主權的例子。

搏擊界的「師承關係」

更可怕的例子可以在一些搏擊運動中找到。據說,原來在某搏擊運動中,如一名運動員已考獲黑帶的話,他/她是不能隨意轉到另一間搏擊館的。如果黑帶運 動員要轉會的話,必先得到原屬的搏擊館同意始能獲另一間搏擊館接收。然而,這安排不是源於職業運動員之間的合約束縛,而是基於某些搏擊運動所高談的師承關 係。既然運動員在館長的栽培下才達到黑帶的水平,隨便離去豈不是對其師不敬?

但究竟傳統的師徒關係是否真的適用於在當下社會呢?首先,館長其實只是一個搏擊館的負責人,他本身可能對該運動一竅不通,未必教授過運動員。另外, 即使運動員是館長親自教授,難道運動員無需支付任何費用?學員其實只是向教練購買其服務而已,但該界別的當權者將教練和受訓者的關係演繹成師徒關係,就為 限制運動員的自由提供好像合理的理由了。如果學員和教練之間真的建立了師徒情誼,試問又何需該運動員總會用政策來阻止黑帶選手轉會?據說如有屬會敢接收未 經原有屬會批准的,該會將受到停權及罰款的處分,十分可怕!

為保護師承關係還是屬會負責人的利益?

別以為在個人運動中,運動員隸屬哪一間會並不重要。一個運動員如果為自己的資格續期、考核更高資格的證書、爭取進入代表隊、申請教練証,通通都要自 己的搏擊館保薦的。換言之,如果與自己的搏擊館鬧翻,又未能改投別館,該運動員的競賽生涯便告終止。如果他/她是靠授徒維生的話,喪失教練證的後果可能是 飯碗不保。據相關人士轉告,有一黑帶教練早在逾五年前已申請脫離母會,但因館長不批准而未能如願。由於未到黑帶階段的選手是可以自由轉會的,那些原本跟著 該教練的學徒見自己的教練準備轉會,也脫離該館。館長見狀便老羞成怒公開宣稱已開除該黑帶教練。有趣的是,即使被開除後,這位教練仍然受到母會的約束,沒 有得其准許是不能轉會的。換言之,被逐出門的徒弟原來還是徒弟,比特區高官的過冷河期苛刻得多。師徒關係顯然比公眾利益更加重要。

事實上,很多時教練與搏擊館負責人之間的關係主要只是分賬的關係。如果某個教練得學員支持的話,那麼學員根本不會理會教練背後是甚麼搏擊館,只會跟 隨教練。因此,如有教練轉會,勢必影響搏擊館負責人的利益。師承制如此嚴苛,或許只是維護搏擊館負責人的利益和之間的秩序而已。運動員和教練員的權益,並 不在考量之列。這也不是怪事,因為本身總會就是行屬會制,決策機關的人都是搏擊館的負責人,當然以自身的利益放在首位。

屬會制在香港各體育總會都十分普遍。但這種變相只讓屬會負責人參與決策,將運動員、教練、裁判等持份者排除在外的制度對各項運動的發展其實並無好處。最近足總在鳳凰計劃的推動下已有少許變更,類似的計劃是否能套用在其它運動項目,讓運動員有在體制內發聲的空間,以爭回自己的自主權?

體育苦主持續串連 發聲明要總會改革

七月 15, 2011

由柔道界苦主牽頭的香港體育苦主大聯盟由二零零九年底東亞運前夕便持續抗爭。儘管抗爭暫時不見得有重大的成果,但起碼已凝聚一股來自不同運動項目的力量共同奮鬥。十二月二十八日這一天,便有來自七個項目的參與者齊集在中環立法會,與民主黨的甘乃威議員會面。

這次會面的起源大概是來自於申辦亞運的議題。申亞議題帶起了社會就有關體育事務的討論。而在一月五日立法會大會,甘乃威亦會提出一個有關體育事務的動議,故有今次會見以了解情況。

與會者所參與的項目包括柔道、劍擊、劍道、跳水、武術散打、風帆和摔交多項。據大聯盟召集人黃柱光透露,其實尚有起碼五、六個項目的參與者曾與他聯 繫,但因為懼怕體育總會的打壓而不敢站出來。這種敢怒不敢言的心態正反映了現時體育總會具壟斷性卻很容易淪為小圈子俱樂部的問題。沒有外界的制衡、自身的 管治又不夠民主透明,再加上缺乏具公信力的申訴機制,在總會內掌權的當權派要打壓異議聲音實在不難。

雖然體育界往往以「體育自主」的大旗抗拒政府的干預。但由於各大小體育總會現在都有公帑支持其運作及活動,政府完全漠視苦主的訴求未免是於理不合。 事實上,要求政府發揮影響力未必等如要政府介入體育總會的日常運動與人事。年初發佈的足球報告其實就是以額外撥款利誘足總改革的示範。在會後苦主們發表聲 明,表明希望「各香港體育總會都需要有民主、公平的體制,且處事要有透明度,並設立具公信力的申訴制度」。

苦主們針對政府的訴求則有以下兩點:

「一、政府應通過立法或者行政手段推動香港各體育總會管治變得公開和透明,使各持分者都能參與體育總會的管治。

二、在體育界建立良好的管治體制前,康文署應該正視針對受資助體育總會的申訴。」

而甘乃威則承諾會在一月五日的會議上提及苦主們的訴求,並在日後的民政事務委員會的會議上向政府施壓,務求體育總會的改革能邁出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