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the ‘其它運動’ Category

誰的《KANO》?

四月 19, 2014

《KANO》這齣電影可以被理解為一支球隊由不介意落敗,到盡力爭勝,最後打出來的精神面貌甚至超越了勝負令旁觀者動容的故事。即使我無法認同最後應讓流著血的吳明捷繼續投球,但如果視它為一個運動或者勵志故事,這無疑是一齣頗好看的電影。不過,作為一齣以日治時期史實為題材的台灣電影,電影刻意淡化殖民主與被殖民者之間的矛盾這一取態卻令人不是味兒。

 

在殖民地中,競技運動往往成為被殖民者挑戰殖民主權威和地位的途徑。根據謝仕淵的《國球誕生前記:日治時期臺灣棒球史》,嘉農農林(嘉農)棒球隊和嘉義中學(嘉中)棒球隊這對對手,它們之間的競爭不獨是校際間的競爭和未來的農夫被嘉中的人看不起那麼簡單。嘉農和嘉中雖然都有台日學生,但與嘉農棒球隊不同,嘉中的棒球員都是日本人。因此,兩隊交鋒也難免添上了族群競爭的元素。但這個面向是電影中完全抹去的。

 

嘉南大圳在一九三零年完工,同年亦爆發了原住民抗日的霧社事件。霧社事件在片中沒有被提及,而嘉南大圳完工這事跡則被故意推晚一年,讓它與嘉農在一九三一年贏得出席甲子園資格後凱旋回嘉義時同時發生。如果這安排是為了書寫本土的嘉義史,那還是可以接受的。但片中的球員在巡遊期間在與自己的親友相遇前就走到河道向嘉南大圳的設計者八田與一打氣則似乎是過了火位。就算八田與一設計的工程有多利民(陳水扁和馬英九任總統期間都肯定過他的貢獻),將打進甲子園與嘉南大圳並列,順道將八田與一描述成嘉農成功的啟蒙者之一,這橋段的效果就是在進一步加強了日人對嘉農勝利的功勞。

 

日本殖民統治期間,漢人和原住民都是被殖民者。但在三小時的電影中,族群間幾乎是沒有任何衝突。質疑台灣人能否打棒球的日本人只出現過兩名,而近藤教練的回應就是「高砂族跑得快、漢人打擊強、日本人防守好。」三民族各擅勝場,但細心一看,這說法其實還是複製著殖民時代現代性框架下的民族標籤。

 

現代性的特點就是相信人類可以征服自然。最進步的民族就是能征服/遠離自然的民族,而所謂日本人擅長的防守就是棒球運動中技巧最細膩的元素。而速度較大程度上是天賦的,故被視為開化程度最低的原住民的長處是跑得快在殖民時代中就顯得「理所當然」。再加上那位要擲聖杯才讓孫子玩棒球、不知道甚麼是Home Run的蘇正生祖母,還有那位聽廣播時心浮氣躁的台灣人,日台兩族文明差距的距離還是表露無遺。換言之,三民族球隊無疑是征服了日本觀眾,但各民族間在殖民統治下的角色和地位卻未因此而動搖。

 

最後要提的是第一位出場的錠者博美。作為在甲子園敗給嘉農的北海道投手,他在日本結束統治台灣前一年以日軍身分抵台,路過嘉義特意走到嘉農的訓練場地緬懷一番。假如不設這個角色,似乎也不會影響故事的完整性。但電影由他的角度開始,就已是叫觀眾代入一位日本人的視野去理解整個故事。至於是否刻意選取一位來自十九世紀中才正式納入日本版圖的北海道的人物來到台灣以顯示日本帝國南北兩端的結連,大概只有創作者才知道了。

 

尤記得幾年前看《葉問二》時,那過了火位的反殖情緒和民族意識讓我完全吃不消。但《KANO》則是另一個極端,淡化以至是美化殖民統治的程度也是太過分了。創作者是否戀殖我不知道,但這似乎必定有助《KANO》在日本市場的成績。

進步的《狂舞派》

八月 10, 2013

前言:就《狂舞派》寫短評有點兒撈過界,不過跳舞比賽其實也算是競技運動,只是它的規範化沒有一般的競技運動那麼仔細。

「做人冇夢想同條咸魚有乜野分別?」是周星馳《少林足球》的主要對白。最後周星馳靠在超級盃決賽擊敗邪惡的魔鬼隊實在他那普及少林武術普的夢想。但過程當中,卻試過令山西豆腐隊「波皮都摸唔到」。競技運動就是這樣,你的成功就是建基於別人的失敗。《少林足球》雖然勵志,但還是脫離不了將世界分成贏家和輸家的框框。

《狂舞派》卻跳出了這規範。BOMBA最後將自己的表演昇華到另一個層次,一定程度上是因為ROOFTOPPERS的啟發,故事最後亦沒有交待誰是冠軍。兩隊的競爭性質,不再是分清楚誰是成功誰是失敗,而是互相砥礪,提升舞藝的層次。這種表述可說是對競技運動那種成王敗寇的邏輯的當頭棒喝。

再加上故事中太極、各種街舞、以至是中國舞各有自己的知音。這不就是我們所追求的理想境界嗎?成功不建基於失敗,差異不代表不平等,這跟我們日常在資本主義中那種你死我亡的競爭,和單一的成敗標準完全兩回事。作為競技運動的愛好者,我又被提醒了它複製和鞏固社會現狀的功能。當然,要挑骨頭的話還是希望REBECCA不用靠成為「動漫寶寶」的冠軍以肯定自己,但這對整齣電影所透露的意識影響不大。

除此之外,小弟覺得戲中最後的一場舞蹈亦有強大的進步意識。舞藝我不會看,但那齣舞蹈的編排根本就是一種傷健共融的實踐。早前中學文憑試放榜,曾芷君的佳績獲大書特書。但大家其實都知道,這個社會基本上還是將傷健人士放在「隱形」的位置。這齣電影是否能引起人關心傷健人士就業配額制等議題?除了四年一次的傷健人士奧運會外,傷健和智障人士的運動何時才會進入公眾的視野?

當然,電影不同現實。理想世界還是要由我自去創造出來。究竟「為了實現這理想世界可以去到幾盡?」

恕我慚愧,因為我仍然會喜歡看著敵方球員/球迷因輸球而失望的樣子。

由郭爽說到犯規哲學(下)

三月 2, 2013

與戰術性犯規之中有模糊的道德界線不同,第二類犯規──欺詐廣被認為是道德上不能接受的。與戰術性犯規一樣,欺詐的前提是故意犯規令自己得益。不過,在戰術性犯規後,即使裁判判罰,犯規一方也會得益。但欺詐一方卻務必要避過裁判或者主辦單位的法眼,否則不但不能得益,更會受到懲罰。服用可提升表現的禁藥或者在足球場上「插水」博罰球等都是欺詐行為。

競技運動的基本原則就是參加者服膺在賽例下競技(包括承擔犯規引起的處罰),而欺詐顯然違反這精神。因此,基本上沒有甚麼人會認同欺詐行為。而郭爽的危險動作,就算是蓄意也難以看得出有騙過裁判的意圖,所以不算是欺詐的例子。

第三類犯規是一般的違規行為。它可以是無意(如在足球場上攔截皮球卻踢中對手)或者是蓄意的。犯規者不像欺詐一樣企圖瞞天過海,也不像戰術性犯規那樣會因為犯規會換來優勢。如果一般性犯規能為犯規一方帶來優勢,責任多在看漏眼的裁判身上,而非犯規一方。

既然這種犯規不帶欺騙成份,即是裁判多數是會判罰的。但罰則又不利犯規一方,為甚麼有人會蓄意犯規呢?這裏提出兩個可能性。第一、以網球比賽為例,不少男子球員(如拿度)經常在發球時是超出時限還不發球的。他們這樣做可能因為之前一分耗力甚多,需要時間回氣。也可能是在重要關頭調整心情。但由於有關發球時限的規例經常都沒有認真執行,一些球員也就對這條規則置諸不理。在足球場上,球員在防守死球時在己方禁區內的拉扯行為也大概屬於這類。

要提出第二個可能性,就可能要恕我將「蓄意」的含意稍為擴大。在高速進行的運動中,運動員很多時候都沒有時間細想下一步。有時情急之下就會失去「理智」地犯規。如果郭爽不是如李慧詩之言純粹為了保持平衡,那麼今次她犯規似是屬於這一類的一般性犯規。

既然不是為了自己的利益,又沒有欺騙成分,一般性犯規是不會引起甚麼爭議和令犯規一方受到道德批判的。如果因為一般性犯規而引起對手受傷,批判的焦點也只能是犯規一方的技術和判斷力,因為令對方受傷並不是他/她的目的。即使是一般性犯規的「積犯」,他們時常犯規的原因不是他們特別黑心,而是因為他們的競賽風格會令他們較易犯規。例如腳法硬朗的足球員會「唔收腳」;在賽車和單車場上,「車」風狠辣,願意冒險的車手也時常會不予對手足夠空間前進而釀成意外。

在今次世界賽中三度被警告的郭爽也算是這一類「積犯」。EUROSPORT的評述員也一早提醒觀眾郭爽的競賽方式是狠辣的。這樣的競賽方式有懾對手的效用,而代價是自己容易犯規,對手受傷的機會增加。但這樣的競賽方式是合理合法的。事實上,對抗性運動也就是要考驗選手是否願意承擔風險和膽子有多大(這是另一個課題了)。犯規是可以被指責的。但除非你認為郭爽是在蓄意傷人,否則對她這次犯規的批判只能圍繞她的應變能力和技巧。那些將這次犯規提升到「道德」層面的人,恐怕以後在看任何容許身體接觸的運動時,都要花很多精力做道德判官了。

由郭爽說到犯規哲學(上)

二月 26, 2013

郭爽在世錦賽對決李慧詩時犯規,被一些香港網民猛烈批判。不分國籍的運動員在競技場上犯規可說是無日無之,香港運動員被對手侵犯或者弄傷又不是沒有發生過(記得山度士說過,當年他被英人杜卡踢跛前,杜卡早已聲明要踢傷香港球技最好的球員)。再加上郭爽犯規未有阻止李慧詩奪牌,要不帶族群情緒來特別譴責郭爽應該要符合以下兩個條件中起碼一個:一、那是蓄意傷人的行徑;二、那是道德上不能接受的犯規。

除了是某些搏擊運動,否則蓄意傷人必定是犯規的,而這行為其實也已是犯法行為。因此,如果郭爽是蓄意傷人,那麼她受到網民特別看待就較合理。至於郭爽是否蓄意傷人,當然只有郭爽才知。但按道理在仍有爭勝希望的情況下一個運動員是不會無故蓄意傷人的。所以先讓我們排除郭爽有蓄意傷人的意圖,進入這次犯規是否屬於「道德上不能接受」的討論。

運動哲學中大致將犯規分成三類。第一類是戰略性犯規,即是透過故意犯規以故意得益或減少損失。例如籃球運動,在最後關頭形勢吃緊時,落後一方經常會故意犯規讓領先一方射罰球,以求取回控球權。在足球方面,防守球員在攻擊球員單刀時用犯規伎倆阻截,雖很可能會被逐但令對手不能射門。儘管以上兩個例子都是蓄意犯規,但玩開籃球和足球的人大多都會當它們是比賽的一部分。不但犯規者不會被斥違反體育精神,教練/評論員和球迷甚至會指責不犯規著愚笨。

不過,並非所有戰略性犯規都會被視為賽事的一部分。例如烏拉圭國腳疏亞雷斯在上屆世界盃八強加時下半場完場前一刻用手護空門拯救球隊就受到某些人的非議。另一個近期受到注視的例子是上個月美式足球超級碗,領先的巴爾的摩烏鴉隊四分衛Joe Flacco在球賽最後一個PLAY前跟場邊的隊友說,假如對手三藩市淘金者的球員能突破防線,在場外的隊友應走到球場攔截以保住勝果。最後巴爾的摩無需出這招仍能奪標,但相信大家都認為這建議是違反競技精神的。

既然如此,為甚麼某些戰略性犯規我們能接受,其它卻不能接受,兩者的道德界線應劃在甚麼地方?這是一個很深奧且未必有答案的問題。但回到郭爽,如果她今次是蓄意犯規,其實不會帶給她甚麼好處。因為被判犯規的結果就是,即使她贏了那一場追逐賽,也會被當輸。所以她的這次舉動不算是戰略性犯規。

公帑資助曼聯訪港 「盛事」之名所為何事?

二月 23, 2013

傑志獲政府盛事基金撥款最多八百萬元搞曼聯訪港,但因為門票公售數量得約一萬八千張,而且公售位置欠佳而被政治人物和主流媒體批判。傑志老闆伍健成為箭靶。可憐的伍健甚至也受到傑志系統內部的指責。有傑志足球學校的客戶(即學員家長)在網上發炮抱怨支持傑志多年卻一票難求。

筆者常批判包括伍健在內的足總當權者,今次卻有點同情伍健。事實上,既然有旅遊事務署的盛事基金預留了八百萬支持,傑志留四千張門票予旅行社,這安排難以質疑。再者,今次最大的扣票商卻不是常被斥為小圈子遊戲的足球圈(傑志加足總的得票三千六百四十二)。要追究扣票的元兇,大家應找曼聯晦氣!因為曼聯拿了八千張門票,而曼聯的球衣贊助商怡安(AON;它也是是次賽事的贊助商)也拿了四千張。換言之,單是曼聯和怡安就取走了萬二張門券。(門票分配詳情)據說傑志也不想被曼聯主導票務,但這其實反映了曼聯那招牌的議價能力奇高,令到傑志即使能搞曼聯訪港,卻討好不了公眾又令內部出現不滿聲音。

事實上,整個賽事的最大贏家必然是曼聯。伍健曾告訴媒體曼聯的戲金是八位數字。花巨款請曼聯來,卻又被客軍主導了票務安排,相信伍健在談合約的過程中也不好受。

正是因為曼聯是最大贏家,我們更有理由反對公帑資助這次賽事。有關曼聯來港是否真的符合盛事基金的原意,吾友CW TSANG己曾論及。今次小弟在意的是,每次花公帑的時候,我們總應要搞清楚錢會流向甚麼地方吧。既然賽事的大贏家是曼聯,我們就要問曼聯是甚麼了。曼聯當然不是一支英格蘭超級聯賽球會那麼簡單。它是由美國人控制,在美國上市的牟利公司。換言之,所謂的「盛事」,無疑是可以製造一些臨時/短期職位,但它終究是讓美國資本家圖利的項目。

可惜,「盛事」背後的利益關係不是純粹以促進旅遊為工作目標的旅遊事務署所關注的。他們所著眼的,只是「盛事」的叫座力和旅遊效益。在去年春天政府就盛事基金提交予立法會財委會的文件中有以下的說法:「在2011年年底,我們曾檢討基金的未來路向。我們注意到,亞洲的主要城市均傾力定期舉辦對遊客富吸引力的盛事。例如在上海、新加坡和首爾舉辦的一級方程式賽車;在上海舉行的國際職業網球協會巡迴賽;在新加坡、上海及深圳舉辦並雲集頂尖球手的高爾夫球賽……據悉主辦城市的當地政府會在資金和後勤支援方面大力支持。」

文件以一級方程式為例來論證政府支持盛事的必要性,身為一級方程式愛好者的我理應有點共鳴。但我同時是一個公民,故更關注以一級方程式為例的危險性。一級方程式銷售分站主辦權的方式可謂惡名昭著。主辦地方多數要先交一筆錢予私人擁有的Formula One Group。最近有澳洲媒體揭露,每年維多利亞洲政府就要先交逾三千萬美元的費用以換取墨爾本站繼續舉行。這就是典型資本家恃著有某受歡迎招牌的產權,因此在談判桌上有比政府更大議價能力的例子。因此,即使我曾羡慕過上海和星加坡能辦一級方程式分站,但如果要直接將公帑送交私人投資者作為代價,即使有機會目睹法拉利、麥拿倫在香港街道馳騁,也是不能接受的。

正如剛才提的政府文件引文所言,爭相搞「盛事」已是鄰近地區的趨勢。但這是否代表香港也應該效法呢?首先,「盛事」是否能帶來實質的經濟收益,其實從來沒有定案。再者,像收費球賽這樣的「盛事」往往是只有中上階層才能付錢參與的。以公帑去輔助這樣的「盛事」,就算全部門票公售,其實很可能也只是一小撮有閒階級的娛樂。花錢專為他們提供娛樂又是否政府的責任?

其實政府資助「盛事」促進旅遊業,創造一下些零散工職位,我並不大力反對。但在決定投入公帑前,必先對該「盛事」背後的利益關係有更多的了解和討論。我想最低的底線應該是:如果「盛事」本身就是外國資本家牟利的工具,那就肯定不應該是政府要支持的項目了。八百萬元對政府來說當然是極少的數目。但當有人因為藥物名冊而要傾家蕩產買貴藥時,政府卻在協助美國資本家賺我們的錢,同時因為美資議價能力甚高而令到本地的主辦當局裏外不是人,那麼這筆錢實在是花得不值。

書評/讀後感:《The Secret Race: Inside the Hidden World of the Tour de France: Doping, Cover-ups, and Winning at All Costs》

九月 29, 2012

今年八月,七屆環法賽冠軍岩士唐(Lance Armstrong)宣布放棄就美國反禁藥組織的指控抗辯。九月,這本《The Secret Race: Inside the Hidden World of the Tour de France: Doping, Cover-ups, and Winning at All Costs》就面世,實在是正合時宜。此書由兩人合寫。其中一人為曾寫過一本岩士唐傳記的Daniel Coyle。而另一位作者則是岩士唐在美國郵政隊時的隊友、前奧運單車個人計時賽冠軍(該面金牌在本書付印後被國際奧委會褫奪)咸美頓(Tyler Hamilton)。咸美頓理所當然是書中內容的主要提供者。

用充值電話卡、談話時用暗號、想辦法消滅犯罪證據、找黑市醫生、因爆料被人排擠以至是恐嚇……這通通都是港產片中有關黑社會的橋段。想不到在職業單車界也是如此。而這個社團中,岩士唐就是大佬一名。而執法者的領導人(國際賽車聯會的高層)甚至可能是這位大佬的臥底(被指收了日本人錢而將競輪列入奧運項目的前國際賽車聯會會長Hein Verbruggen在咸美頓擊敗了岩士唐後立刻召見咸美頓,其手下就告訴他他的血液藥本有問題)!還有那些有關服藥、避過藥檢的描寫,書中情節的劇力實在直迫《無間道》!

這本書最可貴的不是將岩士唐拉下神擅,而是它記下了一位精英運動員如何會走上服禁藥的道路。以成為世界級運動員為目標,終於有機會進入歐洲職業單車界殿堂。作為新秀自己的成績未如理想,卻見到隊中的強手每每在賽後都有專人奉上禁藥。換言之,禁藥不但不被視為違反道德,而且是成為頂尖車手的必備武器。如果你不獲提供禁藥,即是說你沒有潛質成為最頂尖的選手。因此,對咸美頓來說,第一次服用禁藥,根本無需要甚麼掙扎。因為當隊中的醫生第一次帶禁藥給他時,就是在肯定他的能力。

書中其中一個最有趣的故事發生在咸美頓兩次被驗出服食禁藥而退役後。當時他在街上踏單車消閒,遇到有其它踏單車的人向它展示「dopers suck」兩個英文字。他憤怒地追趕,截停了向他示威的人。但咸美頓沒有攻擊他,而是和他握手,並承認自己是一名ex-doper,但他絕不「suck」。因為儘管他對欺騙了全世界感到歉疚,但服用禁藥其實還是人之常情。大部分人在那個位置大概都會作出這個選擇。

運動員一直在尋夢,而到接近夢想時卻發現:原來要圓夢的話就必需跟隨一些不合法的遊戲規則。難道為了保持「清白」之軀,就甘願放棄自己的理想和多年來的苦功?究竟在這情況下同流合污是否真的需要永遠被看不起?服禁藥的責任是應由個別運動員負責?還是服禁藥只是當代競技運動不停追求突破極限、只肯定勝利者而造就出來的結果?

即使是身不由己,但不停對著自己的家人和朋友說謊還是給予咸美頓極大的壓力,令他的天生抑鬱症更嚴重。咸美頓最後決定將自己的經歷公開,其供詞也成為美國司法部門要指控岩士唐的有力證供之一。只是想不到岩士唐的名聲連美國政府都要忌他三分,不明不白地決定不起訴他。因此才有美國反禁藥組織跟進這案。

雖然已放棄了抗辯,但一般相信更多對岩士唐不利的證據在不久的未來將會陸續出台。咸美頓一方面希望岩士唐能承擔責任,一方面也同情岩士唐。始終加入這個社團往往是身不由己的。但對我這位讀者來說,社團大佬和一般的社團成員還是有很大分別的。

不過,服禁藥真的有問題嗎?但這問題要另文討論了。

簡論劉翔退賽:負傷作賽有何奇怪?

八月 10, 2012

劉翔在倫敦奧運未能越過首個欄,又引起一陣對劉翔本人以至是大陸體育、黨國體制的質疑。很多人質疑的第一個問題是:「為甚麼要負傷作賽?」

小弟最討厭人們在討論是說「你有沒有試過……」,但今次也要無賴地用這一招。究竟質疑者有沒有試過在參加運動賽事的前夕遇上傷病?十多年前小弟在中學學界足球賽右手受傷,後來證實是其中一條骨移位。過幾天就是校內五人足球賽的一場「盃仔」決賽。那天我堅持右手夾著兩條木板上陣。沒有甚麼黨國包袱,沒有甚麼商業理由。做一個運動員,世界級也好、業餘也好,就是要有這股不服輸的鬥心和冒險精神。

還記得黃蘊瑤嗎?她前年在廣州亞運代表香港參戰場地單車記分賽,在比賽途中出現意外,致黃肋骨骨裂。她忍痛完成賽事,且搶下銀牌一面。當年這事跡被稱頌一時,有人質疑黃「為甚麼要負傷作賽」嗎?當然沒有。因為黃蘊瑤的故事正提醒我們競技運動中一個極重要的價值:逆境自強!

如果黃蘊瑤的故事是值得我們大書特書的話,那劉翔因為負傷參賽而斷了腳腱,不是更可歌可泣嗎?和劉翔不同的事,黃完成為賽事且得第二;劉翔則倒下。成王敗寇,一目了然。

或許上層真的給壓力劉翔,你也可以對劉翔吻欄的動作看不過眼,但我只是想指出:「為甚麼要負傷作賽?」本身不應是一個問題。對一名奧林匹克選手而言,負傷作賽更可能是理所當然。百一米欄初賽,連劉翔在內共有五人因傷未能完成比賽。東道主選手Andrew Pozzi也是其中之一。他在退賽後說:「The last month has been a nightmare. I haven’t been able to get my hamstring sorted. Being in the Olympics is all I’ve been waiting and training so hard for. To leave like that is heart‑breaking.」(見http://www.independent.co.uk/sport/olympics/athletics/team-gbs-andrew-pozzi-crashes-out-of-110m-hurdles-in-moments-8015242.html)四年準備,為的就是在在奧運爭取好成績。無論生活在民主還是專制國度,運動員只要有一點機會能在這盛會一展所長又怎會輕言放棄?

舉國體制當然有很多值得批判之處。但劉翔退賽,更值得我們反思的其實是精英競技運動的殘酷體制。

Keirin是如何進入奧運的?

八月 4, 2012

香港沒有標準的單車場,因此Keirin項目應該從未在香港進行過。這令到李慧詩贏得銅牌更令人驚喜。無論它是否曾在香港進行,這項目在奧運也是新的。男子賽事二千年才有,今年更是首次有女子組賽事。

中文媒體多將KEIRIN譯作「凱林」,但其實也可用「競輪」二字。事關這運動其實源自日本,當地人用漢字時則用「競輪」這二字來代表這運動。「競輪」自上世紀四十年代末起在日本出現,發展至今在日本已是一項規模不少的產業。日本全國有數十個競輪場地,賽事接受投注。年輕人要成為當地的職業競輪選手就要加入競輪學院。據說只得一成申請者獲得取錄,而入讀後學生一天要受訓十五小時。

除了柔道和跆拳道外,奧運項目差不多全是源於歐美。那麼競輪為何會成為當中的異數?這似乎與這項運動是否普及和夠刺激無關。競輪賽本身在八十年代經日本人游說後才成為國際單車聯盟(UCI)舉辦的世界賽項目之一,但到九十年代初卻面臨被踢出世界賽的危機。最後卻在一九九六年獲得接納成為二千年奧運成為正式項目(當年只有男子賽事),令人意外。四年前BBC曾報道指競輪項目之所以能成為奧運項目,很可能是靠日本人買回來的。

BBC得到的文件指當競輪獲接納成為奧運項目後兩個月,日方便為UCI提供了多筆款項,總額為三百萬美元,大概是UCI一年經費的六分一。而在九九年上半年,當時的UCI會長、荷蘭人Hein Verbruggen有五次的公務來回機票費用都是由日方支付。BBC的報道更指有UCI成員確認日本的財政支持與競輪成為奧運項目有關,令它與男子隊際爭先賽和女子五百米計時賽一起在二千年成為奧運項目。

Verbruggen、UCI和日本競輪總會都否認BBC的指控。UCI的聲明確認了UCI和日方有合作協議,但強調該協議只是為了推廣場地單車而非為了推動競輪項目成為奧運項目。不過,UCI並無解釋過為何該會會長的飛機票會由日本方面支付。看來日方所付的金錢即使不是賄款,也或許對UCI決定推動哪個項目晉身奧運有多少影響。

奧運被視為競技運動的殿堂。但究竟哪些運動和項目能進入奧運,從來就沒有客觀標準,一切都是人為主觀操作。而這些決定的影響可以是很深遠的。一個項目的商業價值、它能獲得多少政府撥款很多時都跟這項目是否奧運項目有關。而對那些擅長項目不在奧運之列的選手來說,即使他們如何努力拚出佳績,也未必可以獲得與在奧運奪牌的運動員相近的名聲。

連結:有關的BBC報道

http://news.bbc.co.uk/2/hi/asia-pacific/7525072.stm

UCI聲明

http://velonews.competitor.com/2008/07/news/uci-statement-re-bbc-bribery-story_81018

睇壁球

一月 4, 2012

首度入場看職業壁球賽,走到場館實在是經歷了一場文化衝擊!怎說也是世界巡迴賽其中一站,世界全部前列好手都有參賽。但是,不單壁球中心中央場的容量極小,肯定不能容得下多過五百人,而且球員與觀眾根本是沒有被分隔。

大家用同一個出入口,球員在局與局之間所坐的位置根本就只是公眾席上的第一排。他們的財物就放在座位上,教練則另外在觀眾席上找空間坐下觀戰。如果觀眾集中欣賞球賽,要偷走妮高的智能電話根本不是難事。可惜對這項運動認識不深,否則如能認出坐在身旁的是甚麼響噹噹的人物,也是相當有趣。

老實說,雖然我覺得壁球大概是足球以外最好「玩」的運動,但若論觀賞性,壁球真的不太高。職業球手的防守能力都很強,對業餘球手的必殺球,對職業球員來說實在是沒有難度可言。因此,除了罕有的無壓力下犯錯外,每一分的勝負往往要打數十板才能分曉。雖然說在網球、羽毛球等其它拍類運動,觀眾都渴望來回球多,但物以罕為貴。當差不多每一球都是纏鬥多時才能分出高下,那就不太矜貴。

此外,球場空間太小也是另一問題。當然我必需承認我不懂球,但看了差不多三場賽事,不同性別的球手的打法都是大同小異。要主動取分不外乎是用腕力將球從高壓下,令球撞牆後即時落地;又或者是將對手調動到前場後來趕快打球打到後場來一個絕殺。換句話說,變化似乎不太多。更麻煩的是,在高速的職業賽下,球員碰撞極多,一局有五、六次乃係正常的頻率。有關碰撞後是否重打的決定要由裁判作判決,而判決時有爭議。而為何有時重發、為何有時碰撞後卻讓阻人者照樣得分,大概是未打過高水平壁球賽的人難以明白的。

裁判和球員、教練一樣,其位置都在觀眾席。三人坐在球場後方居高臨下觀戰,雖說是最佳位置,但要看清楚球賽卻非易事。事實上,職業壁球的速度太快了。假如視線未能捕捉整個球場,那麼你把焦點放在球手擊球時,根本沒有足夠時間看得清楚球是如何撞牆的。事實上,即使球證也不時看不清楚球是否已經出界又或者是否已彈地兩次才被擊中。陳浩鈴飲恨的那一球,也是因為自己誠實承認自己擊球出界,球證才將該分判予對手。

最後要提的還有兩點。首先,雖然香港女子球手水平已是世界前列,而且近年的好手和教練都是華將,但壁球仍然是非華裔完全主導的玩意。司儀只說英語,場內觀眾華人大概只有一半。

另外,即使歐詠芝打入四強,世界排名已升到港將史上新高的第七名,賽事在華報上的版面仍是遠不及本地球手已全部出局的羽毛球賽。這是因為歐沒有如趙詠賢那樣贏過亞運金牌(老實說,面對著天下無敵的大馬球員妮高,要贏實在是難度奇高)還是因為她的樣貌不像趙那麼受到青睞?

(本文寫於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九日)

論運動員的自主權:由李娜到本地某搏擊運動

七月 15, 2011

六月四日晚,湖北人李娜成為首位贏得網球大滿貫賽事單打冠軍的亞洲籍球手。中國球手在西方人主導的商業化競技運動創下佳績,例必引起有關內地體育體 制的討論。自零八奧運後,李娜與彭帥、鄭潔和晏紫共四人脫離舉國體制,雖失去國家龐大團隊支援,卻能多保留獎金予自己,又取得自主訓練、參賽、聘請教練的 權利。這番改革被視為李娜近年成績突飛猛進,在三十歲前終圓大滿貫夢的主因。

彭帥先爭自主權

四名球手單飛的起源,來自於二零零五、六年間先後有彭帥和李娜公然對舉國體制的不滿。當時網球管理中心孫晉芳公開痛斥二人,彭帥更因為抗爭而在網球壇消失了幾個月。有趣的是,李娜在法國公開賽贏得冠軍後,也不計前嫌感謝孫晉芳。

孫晉芳本人除了是內地體育界官僚外,也是八十年代初中國女排的顯赫人物。儘管隊際運動與個人運動不盡相同,但作為退役運動員,對旗下金花的抱怨大概 不會不寄予同情。但當時全國傾力要衝北京奧運成績時,孫晉芳又豈敢冒險讓她們單飛?所以一切還要留到奧運會結束後。當然,這並非代表舉國體制是一無是處。 試想想,如果沒有舉國體制在青少年時期為李娜打下根基,李娜大概根本永遠都沒有足夠資源與那些有一流網球根基的歐美選手拚過。換言之,重點其實不在於者舉 國體制的存廢,而是讓不同的制度同時生存,讓運動員有選擇權在不同的制度受訓。

香港運動員缺自主權

有趣的是,在相對自由的香港,不少項目的運動員是沒有自由的,是不能夠選擇自己教練的。不少體育總會都搞長期集訓的香港集訓隊,而參加大賽的選手都 是在集訓隊中選出。暫且撇開那些集訓隊教練會否偏袒個別選手或者陣營而不談,這制度的荒謬之處就是即使集訓隊的安排並非一定對運動員最好,運動員如要出席 高水平國際賽磨練或者期望自己能在國際賽為港爭光,他們就要犧牲自己的自由。前曾跟進過的女子花劍培訓中心事件就是運動員要保護自己自主權的例子。

搏擊界的「師承關係」

更可怕的例子可以在一些搏擊運動中找到。據說,原來在某搏擊運動中,如一名運動員已考獲黑帶的話,他/她是不能隨意轉到另一間搏擊館的。如果黑帶運 動員要轉會的話,必先得到原屬的搏擊館同意始能獲另一間搏擊館接收。然而,這安排不是源於職業運動員之間的合約束縛,而是基於某些搏擊運動所高談的師承關 係。既然運動員在館長的栽培下才達到黑帶的水平,隨便離去豈不是對其師不敬?

但究竟傳統的師徒關係是否真的適用於在當下社會呢?首先,館長其實只是一個搏擊館的負責人,他本身可能對該運動一竅不通,未必教授過運動員。另外, 即使運動員是館長親自教授,難道運動員無需支付任何費用?學員其實只是向教練購買其服務而已,但該界別的當權者將教練和受訓者的關係演繹成師徒關係,就為 限制運動員的自由提供好像合理的理由了。如果學員和教練之間真的建立了師徒情誼,試問又何需該運動員總會用政策來阻止黑帶選手轉會?據說如有屬會敢接收未 經原有屬會批准的,該會將受到停權及罰款的處分,十分可怕!

為保護師承關係還是屬會負責人的利益?

別以為在個人運動中,運動員隸屬哪一間會並不重要。一個運動員如果為自己的資格續期、考核更高資格的證書、爭取進入代表隊、申請教練証,通通都要自 己的搏擊館保薦的。換言之,如果與自己的搏擊館鬧翻,又未能改投別館,該運動員的競賽生涯便告終止。如果他/她是靠授徒維生的話,喪失教練證的後果可能是 飯碗不保。據相關人士轉告,有一黑帶教練早在逾五年前已申請脫離母會,但因館長不批准而未能如願。由於未到黑帶階段的選手是可以自由轉會的,那些原本跟著 該教練的學徒見自己的教練準備轉會,也脫離該館。館長見狀便老羞成怒公開宣稱已開除該黑帶教練。有趣的是,即使被開除後,這位教練仍然受到母會的約束,沒 有得其准許是不能轉會的。換言之,被逐出門的徒弟原來還是徒弟,比特區高官的過冷河期苛刻得多。師徒關係顯然比公眾利益更加重要。

事實上,很多時教練與搏擊館負責人之間的關係主要只是分賬的關係。如果某個教練得學員支持的話,那麼學員根本不會理會教練背後是甚麼搏擊館,只會跟 隨教練。因此,如有教練轉會,勢必影響搏擊館負責人的利益。師承制如此嚴苛,或許只是維護搏擊館負責人的利益和之間的秩序而已。運動員和教練員的權益,並 不在考量之列。這也不是怪事,因為本身總會就是行屬會制,決策機關的人都是搏擊館的負責人,當然以自身的利益放在首位。

屬會制在香港各體育總會都十分普遍。但這種變相只讓屬會負責人參與決策,將運動員、教練、裁判等持份者排除在外的制度對各項運動的發展其實並無好處。最近足總在鳳凰計劃的推動下已有少許變更,類似的計劃是否能套用在其它運動項目,讓運動員有在體制內發聲的空間,以爭回自己的自主權?